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，垃圾分类是件关键小事。近年来，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，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，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。但也有很多人反映，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。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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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在社交媒体上，所谓“垃圾不够烧”“垃圾分类没必要了”等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。有网友关注到，深圳、广州、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，多座巨型“垃圾山”消失；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余，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。
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“吃不饱”？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，那么，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？
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，每天上午和傍晚，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桶，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，再换走一只干净空桶，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。
目前，芜湖市已在28个小区、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，通过宣传栏公示、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，采用“小绿桶投放+积分兑换”正向激励机制，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。
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，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，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。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，垃圾分类已融入很多市民的日常。但也有部分小区，尤其是老旧小区，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比较普遍。
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，他所在的小区，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，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，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。
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，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“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，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”。
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表示，很多地方没有形成从前端居民分类投放到后端垃圾处置的闭环链条，这就导致很多居民分了四类垃圾，但只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把垃圾全部装到一起，运到一个地方焚烧。居民看到这种情况，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。
徐林还表示，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:
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；
部分回收站、打包站仍以人工分拣、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，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，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、运行稳定、全程可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。
徐林认为，要促进闭环体系尽快形成，但这个形成过程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环卫部门，应该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。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，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，后续怎么样进行清运、焚烧，循环再利用等问题，涉及很多部门，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。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样推动跨部门协同，把整个链条建立起体系化的监管。
前不久，“垃圾不够烧，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”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、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问题，特别是西部地区、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，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、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。
针对此问题，马亮教授认为，部分垃圾焚烧厂“吃不饱”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。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，涉及住建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交通运输等部门，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，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，所以导致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。
徐林也表示，焚烧主要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、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，分类则是将废纸、塑料、金属、玻璃、纺织物等仍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，重新送回生产体系。两者是相互衔接、相互补充的关系，而不是相互替代。
多位业内专家表示，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这三个目标。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垃圾减量化，将不同属性的垃圾通过分类转运渠道得到更专业化的处理或利用，从而降低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总量，节约社会成本。
徐林建议，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，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。同时，应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，统一标识、设施编码、车辆规范、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，使居民能够识别、政府能够监管、回收流向能够追溯。
记者注意到，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。马亮表示，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、闭环式、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。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考虑整合和退出，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整个垃圾治理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链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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